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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跌”成为不少城市楼市的一个主题词,业主割肉大几十万卖房的故事并不鲜见。

但很多中国人习惯买涨不买跌。行情不透明之下,买还是不买,很多人很困扰。我们访谈了一些2023年的购房者。他们中间,有一些是出于刚需,有的是仍看好楼市相较于未来可能通胀的保值性。这背后,支撑很多人出手购房卡位的一个赌注是:我在抄底。

不过,这里是底么?

一、小区卖房刺客,买房人的神助攻

王刚签下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那间五十平米的房子时,内心五味杂陈,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既然买了,也无需多言。整个买房过程,王刚说,他可能最应该感谢的,是小区里的各种卖房刺客。

所谓卖房刺客,指的是经不起房价下跌,率先在小区内破价卖房的人。他们堪称买房人的神助攻。当然需指明的是,小区本身也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价格统一战线,这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

2023年是王刚在通州区工作的第五年,凭借一张到手的北京工作居住证,有了北京这个一度是最严限购区域的买房资格。

2015年,曾是北京CBD区域白领睡城的通州区,摇身一变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随后,为了限制投机炒房,北京出台了较为严格的通州区购房限制,比如在通州区购房需要连续3年在该区缴纳社保或个税等,但彼时通州区吸纳就业的产业基础并不强。

北漂数年,王刚特别想要有个属于自己的小家,能在心理上安定下来,但家里人并不支持他此刻买房,原因是“不知道前方是阳光大道,还是陷阱圈套”。

“我能理解家里人的担心。首付就借了家里一些亲戚的钱,万一买了马上又亏了,我家承受不起。”王刚说。

的确,2023年楼市的价格,用通州环球影城的过山车来形容,似乎也不为过。

去年年初,王刚在通州各地看房时,赶上了疫情放开后的小阳春,压抑了3年的购房需求井喷,一时间结婚的、改善的一拥而上,楼市呈现小阳春样貌,市场心理比较乐观。

但年中之后,楼市陷入疲软,高薪互联网大厂都祭出了差不多的优化剧本,从北京到杭州,从深圳到武汉,大江南北的市场情绪走向谨慎。

本来见到小阳春还怕赶不上车的王刚,见到楼市冷下来,手上似乎一下子有了很多议价的筹码。

去年9月,王刚相中了通州区中心区域一套50平米的房子。卖家原购房价是220万,9月时卖家挂出的价格还是210万,但随后该小区频现的一波一波“卖房刺客”,将不降价的业主心理防线,瞬间击了个粉碎。

有卖房中介说,就看着同户型房价从220万降到210万,随后击穿200万心理防线,然后滑向190万。

在很多业主眼中,卖房刺客就是眼中钉、肉中刺,但拿他们无可奈何,松散的业主根本不可能建立马奇诺防线。其次,很多业主也很烦房屋中介。“买房的时候他们拼命往上拱、卖房的时候感觉他们拼命往下压,毕竟他们的工资是靠交易来抽成的,没交易最可怕。”有网友表示。

在刺客的妥协下,房屋中介的系统里一旦有了交易记录,其他业主也就绷不住了,要么继续坚挺,但乏人问津;要么只好忍痛割肉,及时止损。

王刚喜欢自己相中的这套住房,面积虽然不大,但户型周正,小区环境及周边配套十分成熟,便约了业主见面。

从见面交谈中王刚得知,对方卖房,是觉得“这个时代现金为大”,业主对中国人经历的第一次资产缩水比较警惕,而自己则不然,“就是真的想要有一个窝,无外乎投资投机。”

虽然对楼市各有立场,但不妨碍一个愿卖一个愿买的双方诚意。

王刚一共看了三次房,前两次看房是“探”,内心决定之后,到了第三次就是价格之战。他找来在京工作的亲戚,一同来砍价。

砍价的过程,于王刚而言,就像谍战。双方各从桥的两端出发,逐渐摸索走向中间点,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底牌。

“虽说楼市已经是买方市场,但也不能任性随意,而是一点点刺探,底线是谈判不能破裂。”王刚心里琢磨着。

在这样的策略之下,双方就像刮鱼肉一般,一点点刮,从一万一万地谈,到五千五千地降,一方在努力托价,一方在努力砍价,双方从说户型的好、辩到北漂的累,讲道理、博情感都说了个遍,亲戚和中介也适时站到台前拱拱,给双方做工作,直到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点。

经过近3个小时的“辩论”,这套原价220万的50平米房子,最终以184万的价格成交,也比最后一次的挂牌价便宜了几万。

到底谁赢谁输,王刚认为,楼市走势双方都是不可控的,彼此都设立了自己相应的风险承受力,不超过就处于安全区。

谈及买房后的感受,王刚说,“我希望是抄到底了,但自从买到后,我已经对房价的一时涨跌脱敏了。有点儿不敢看,也不想看。我家亲戚说,网上同户型标高的标低的仍然都有,与其让身心煎熬,不如当个鸵鸟,自己要的就是有一个窝之后的情绪价值。”

不过,就在王刚入手后的一个多月,2月6日,北京市时隔9年解除了通州区的最严限购。看似是个好消息,但敢于放下身段,估计是市场真急了。

二、福建实业家也不投资了,买别墅只为刚需

2023年下半年,王琨和他的姐姐,在福建泉州下辖县城各买了一套价值600多万的双拼别墅,每套别墅300多平米,认购订金100万元,别墅2025年交付。

按照王琨的说法,自家人选择在2023年买房的考虑是出于“刚需” 。姐姐要结婚,而自己和弟弟是父亲有意为儿子们的未来早做准备。

和其他买房客不同的是,王琨不是第一次和房子打交道,而已经是房地产市场的老江湖了。

王琨家里是做实业起家,后来有多余的资金,也开始做投资,其中就包括房地产。

在王琨印象中,在房地产高速发展时代,父亲常常穿梭于各大楼盘的老板之中,大家互相称兄道弟。在讲究宗亲关系的福建乡土社会,一个新楼盘开业,往往能以较高效率提前吸引到三波人来认购。

一是靠制衣、鞋履、贸易致富的实业家;二是衣锦还乡的海归;三是本地拆迁造就的高收入群体。他们构成了该县房地产市场的活力来源。受益于扎实的民营经济,在房地产的黄金年代,一个家庭手握多套房产进行投资买卖蔚然成风,名下有惊人房产数量的本地乡亲亦不鲜见。

泉州民营经济强劲,构成楼市支撑力 受访者供图

“我们家以前投资房产的风格就是快买快卖型,比如7000元/平米买进,8000元卖出,每平米赚1000元,100平就能赚进10万多。”王琨说。

不过,时下房地产行情的变化也切实影响到了王琨家里的预期。在王琨老家,新房竣工量庞大,新房价格也出现了下降。有一个代表性新建小区,前几年开盘价为1万元/平米,高点时每平米1.6万,2023年时已经跌至1.2万~1.3万。

另外,王琨父亲投资的几套由知名房地产公司开发的项目也出现了问题,房屋难以交付,“基本上可以认为钱打了水漂。”

“像以前那样大量囤购房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家也开始在地产上变得谨慎起来,以前的快买快卖模式不搞了,转向稳健投资。比如这两套双拼别墅,我们还是进行了审慎的综合考虑。”

一是刚需自住,不做投资用,家里的存粮能承担房屋购买后的价格波动;

二是所购别墅位于县城中心,从房屋类型到地段都具备一定的稀缺性,保值能力更强,目前已经有人愿意加价买二手;

三是别墅开发商为本地人,跑路风险低,房屋建筑质量也能在乡亲的监督之下。

虽说基本上不再参与投机需求,王琨家里也不是完全对房地产市场就此脱节。据介绍,王琨家里的亲戚,最近就在厦门思明区、即厦门的经济文化中心购置了一套100多平米的高层住房,均价7万多元以上,纯投资用。

“我们家里认为,有人口流入支撑的城市核心地段,仍具备配置资产的价值。哪怕短时间内不能升值,但要跌也跌不到哪里去,若干年后回看,跟货币、物价比起来,可能能具备一定的保值性。”王琨说。

除了房子之外,王琨个人也开始物色更多脱房地产的项目。咖啡连锁、养老事业等都有考虑。对王琨这样的有产者家庭来说,以钱生钱是永不停歇的生活方式。

三、强烈感受到开发商需要我的全款

眼看着2023年年关将至,56岁的张军快马加鞭,在沈阳购置了一套143平米的温泉房。

这是他第三次在沈阳购买房产。之前他已经拥有了两套全款价格都在70万元左右的房产,无论是学区、医院、交通乃至周边环境,都是沈阳的优质小区,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够大——低于100平米,对于想布置退休生活的张军来说,稍显局促。

让张军真正考虑这套距离市中心近30分钟车程温泉房的,是来自一位金融业朋友的社会观察。

“朋友认为,现在很多家庭有好几套房子,但人口出生率在不断下降,将来房源溢出是趋势。而对于沈阳这样的二线城市来说,未来大户型的流通率一定是高于小户型的,所以置换大一点的房子,可能更有保值性,这也是我果断下手这套房产的重要原因。”张军表示。

张军也为他的父母,在浴室准备了一个坐式温泉池 受访者供图

另一个让张军加速购房进程的原因是他的直觉观察,以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歪打正着”。

2020年张军购置第二套房产时,就感觉整个市场景气度不够,他去交全款的时候,能感觉到开发商非常需要他的70万内购现金,最后对方还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赶紧交钱,你交钱我们就能开支(发薪)了。现在想来,那时候他们的日子可能就已经挺难过了。”

而后来发生在融创、碧桂园等知名房企上的事,也对应上了张军此前的猜测。

不过,当以为马上能住进新家时,这时开发商(当地房产公司)却送给了他一份“意外的礼物”:因为房企资金流出现问题,自己原计划用持有的一套房产等价置换99平米的房子,被开发商提议变成了加收23万,置换143平米的温泉房。

一开始本来还不太愿意,综合判断之后,张军决定接受这个置换协议。吊诡的是,张军这一次也再次感受到了“开发商对我手里现金的渴望,大家真的缺钱。”而像张军这样不差钱的买房人,简直成了开发商眼中的香饽饽。

无独有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章全也同样赶在龙年之前,抓紧入手了一套天津市河北区的房子,他的买房动机相对被动。“年龄到这了,着急结婚,前几年没钱买房,现在只能仓促上阵。”

据章全描述,他和女友看了好多户型才定的这套房子,天津市河北区也属于市中心区域,小区是新房楼盘,对应的也有学校,裸房总价323万,116平。

楼市价格的波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章全购房的进程:因为结婚刚需,2022年章全就在关注天津合适的房子,2023年关注房源下降了不少,于是果断入手。

“开发商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名义上还送了我们一个12万元的车位,只为让我们紧急付款。”章全说。

四、2023入楼市,到底是抄底还是填坑?

楼市接下来会如何,是许多买房人、卖房人共同关心的话题。

我们也搜罗了网上的几种代表性意见:

应该卖。中国人此前多没有经历过资产缩水,所以相关的经验不够。

可以不着急卖。中国楼市不可能一直跌,因为涉及到经济安全。未来可能不会大涨,但仍具备相对的保值性。

重新配置区域。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房屋,仍具备较大的投资价值。

自己住,这1~2年应该是抄底好时机。

我们也走访了房屋中介一线。在北京鸟巢附近的社区,90平米的房子从近800万跌到700万以下的案例并不少。但有房屋中介业者表示,房子降了也不一定好卖,除了“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影响外,也有人担心自己就算付得起首付,但目前就业环境并不稳定,怕还不起月供。

有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资深楼市专家表示,短期来看,中国地产行业没有大的问题,即便有下跌,但不会跌透,因为这关系着系统性的经济安全,国家也出台了多种措施来支持房地产行业稳健发展。目前对刚需及改善族来说,可能是一个抄底时机,但要看具体卡的价位,就跟股票的买入点一样。

而至于目前是否已是底部,该专家表示,“最低价可遇不可求,普通人多只能追求相对低价。”

而对于中长期楼市,该专家表示:“中长期没必要过分看好这个行业,一个是人口结构,二是国家要发展,需要科技这样新的动能,当然这个中长期是多久,也需要实时研究,不能武断去下结论。”

目前除了刚需族外,很多人仍然会把地产拿来与其它的投资型产品做收益对比。

沈阳的购房人张军临近退休,但他仍然在到处运筹,为自己的老后生活准备财源。

他的观点是:“现在市面上我能接触到的投资型产品和财政投资,利息和收益都非常低,并且通货膨胀仍在继续,只要投资款不影响生活,即使现在的楼市低迷,房产也仍是我所有资产配置中的第一选择。”

年轻时赶上地产热度的张军,现在满脑海想的都是,能尽早住进温泉房,过上康养人生。而他的下一代也得益于父亲攒下的家底,在北京北漂时,更有底气,也有退路。

浮光掠影又一年,拼死拼活累一生,把梦托给房子的中国人到底在寻求的是一种特别大俗又大雅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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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觉得哲学就是如鲠在喉,持续地制造不适感、他者性和否定性。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解决生活中全部的问题。但哲学可以使我们在当下的日常当中保持开放的向度,这一点至关重要。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在一所大学里讲科学技术哲学。

为什么要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追问我们的日常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深度科技化的时代,技术已经沉降到生活的诸多方面,我们的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都受到技术的中介和调节。这个时候去反思技术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现象,就变得尤为重要。

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技术现象:通勤、外卖和手机。手机大家一定会认为是一项技术,对于通勤和外卖,很多人会觉得这根本就不是技术。

实际上现代通勤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复杂城市建设系统,以及地铁、汽车等现代交通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外卖更是这样,依赖于精细的食品加工业,再通过一套非常复杂的物流系统,才可以送到大家的手里。

所以通勤和外卖都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系统,但因为它们都成为了日常,以至于很多人会认为它们不是一项技术。在我看来这正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很多技术沉降到生活的基层,以至于大家几乎忽视它们也是一项技术,正在改造我们的生活。

通勤:一种无意义的损耗

在一线城市早高峰,我经常处于拥挤的人群当中。身处早高峰,我感觉人从来不是以一个个性化的形象显现的。一眼过去,看到的是乌泱乌泱的人群,个体性是完全被擦除的。

在通勤的过程中,我时常会觉得自己特别像一只蚂蚁。有时候我会停下来反思,我为什么会过上这种生活?

但是蚂蚁是不会反思自己的生活处境的。所以当我有时候在地铁当中排队发呆,检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是一只不太称职的蚂蚁。

通勤对人的损耗是十分巨大的。首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通勤当中变得特别微妙,拥挤和排队会让人处于一种敌视状态。这个时候群体不再是一种温暖的存在,而是处于一种竞争状态,我们要和周围的每一个人比拼,以最快的速度钻到地铁里去。

另外,通勤把行走变得特别单调,只有起点和终点是有意义的,而它的过程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损耗和需要去忍受的成本,我们要尽快地走完这段路。

我最近看到一个2022年的研究,调查了北京1500多名通勤人士,虽然样本量不是太大,但是有一些发现我觉得是值得和大家分享的。这项调查发现,在一定时长基础上,每增加10分钟通勤时间,罹患抑郁症的比例就增加1.1%。

▲ 社交媒体上关于极端通勤的讨论

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通勤对一个人的情绪和生命的损耗是十分剧烈的,每个人每天都在付出巨大的精力和人格力量去对抗这种损耗。

那我们就要追问,通勤是如何成为一种可能的呢?一种回答是因为单位没有宿舍,郊区的房租比较便宜,市中心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了。

但是追问不能停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哲学提问:在生存意义上,我们何以要忍受这样的通勤呢?

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叫列斐伏尔,他提出了“日常批判”的概念,‍‍‍可以为我们理解人通勤提供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

列斐伏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人的异化,就不应该再在马克思所批评的工厂的语境里去观察。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工厂时代了,我们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通盘的消费时代。

城市的核心不是工厂,而是消费场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注意力从对工厂盘剥的批判转移对日常消费生活的批判里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通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整个城市的生活都已经充分消费化,现代城市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消费空间。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占据城市核心地位的东西,就会注意到我们全部生活的内容都变得消费化了,所有的关系都变得商品化了。原先属于日常生活的低货币需求,现在都变成了货币化的需求。

在七八十年代,如果你去问一个工人什么叫通勤,他是不知道什么叫通勤的,因为那个时候不存在通勤。

北京的城市区域过去聚集了很多生产性劳动场所,它们旁边通常会配套宿舍。而宿舍不是商品化的,它是分配的。所以那个时候,城市的核心是工厂和宿舍,它们没有货币化。

而在今天,城市的核心是高档消费场所,是各种繁华的商圈。你可能会说,办公楼和住宅不是消费场所,但它们是大宗商品。办公楼需要租售,你买的房子叫商品房。

所有原来属于生存领域没有消费化的无需通过货币丈量的生存内容和生存空间,在整个城市变成消费橱窗的情况下,就变得货币化了,成本变得特别高。

同时,科技和资本会形成一种共谋。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和稀奇古怪的新鲜科技,每个人每天的注意力都在各种购物软件上。大家会觉得去消费这些东西就是过上一个好生活的指征,进而逐渐把自己的生活完全锚定在消费上,而忘了在消费之外,我们还有别的生活处境。

我觉得这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极好的缩影。人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压缩得极其卑微,人是不配生活在城市的核心的。这里存在一种很强的身份上的张力,真正的人被作为消费者的自己推开,被逼迫到了城市的边缘,而这个时候通勤就成为了一种必要。

作为消费者的我可以每天出入这些场所,而作为真正的人,我回家的时候,我要走到城市的边缘,要走到郊区去。

但是我又没法真正地融入乡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乡村,它的田园、自然以及生机勃勃,已经完全被要素化,变成了农家乐,大家也需要通过购买才能获得这种田园体验。

乡村和城市都已经完全消费化了,用韩炳哲的话来说,本来乡村生活是作为城市消费生活的一种否定性、异质性的存在,它是一种关照。但现在乡村变成了农家乐,从城市到乡村的过渡变得特别平滑,而这是一种有害的平滑。它会造成同质化,使我们丧失想象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维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狭窄。

当然大家可能会说,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不完全是列斐伏尔所批判的那种状态,只是有一些相似。现在的城市也在做一些对抗,我们有安置房、共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这些实践都是在和城市作为消费空间的现实进行一个非常有力的对抗,要把生存领域继续插入城市的中心,我想可能慢慢地会做得越来越好。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尤其是对我自己来说,每天在挤地铁的时候,我会知道道路可以不是用来通勤的,生活不一定非要消费。通勤可以不是枯燥的成本,行走本身并不关注起点和终点,行走的过程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我觉得这个维度还是要保留。

外卖:难吃,却不得不吃

经过漫长的通勤,你到公司忙了一上午。到了中午,你可能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叫个外卖得了”。不是所有人单位都有食堂,也不太有精力自己带饭,大多数办公室的白领到了中午几乎就只能叫外卖。

而你叫的外卖大概率是一个料理包。料理包被工厂生产出来送到餐馆里,店员把这个料理包加热,由外卖员送到你的手里,最后你坐在工位上吃完这份料理包。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挺焦虑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老吃外卖不健康。或者有时候你会觉得外卖实在太难吃了,你就想出去吃改善一下伙食。

于是你跋涉到一个商场里,点了分米鸡和烤鱼。这个时候后厨会打开特定品牌的预制菜料理包,加热完之后端到你的桌上。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现代人有一种特别琐碎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在家、在公司或者在商场吃外卖,但本质上我们吃的都是料理包。它是一种自由,却显得无关紧要,这是现代人一个非常荒诞的处境。

我有时候会在想,外卖这么难吃,为什么大家还要吃?当然生活性的解释肯定是时间不够,工作太忙了只能吃外卖。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想一想,外卖成为可能,那个最为一般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观点,我觉得对于我们理解外卖是有好处的。他说现代技术的本质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是我们每个人要承受的。

这种存在方式是把一切的存在者都当作一种“持存”。什么叫持存呢?简单地说,就是把持一个东西,然后任意地去取舍、摆弄它。把每个存在者都看作是无关紧要、没有内在价值的,可以被随意地摆弄的。

我们可以通过水车和水电站来更好地理解持存这个概念。海德格尔认为左边的水车也是一项技术,但它不是现代技术,是前现代技术。

这个技术没有把河流持存化,尽管水车也把小河当作动力,但它不会改变小河的流向和生态。从远处望去,小河仍然是富有诗意的存在。

但是水电站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水电站会把上游的水位抬高,会淹没千顷良田,会有很多人的家面临着搬迁,而且下游很多小的支流会断流。

这时候水电站就把小河完全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意摆弄的东西,小河的内在价值和诗意完全丧失了。小河被持存化了,小河什么也不是,小河就是推动水轮的动力。

在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就是人的持存化。在现代技术的逻辑下,人被看作标准件,在座各位还有我,我们随时都可以被替换。我们没有内在的尊严和价值,我们吃东西就是为了别饿着,不断地输出劳动力。

与此同时,食物也变得持存化。既然人都无关紧要,食物也就无关紧要了。食物只是填饱肚子的营养物质,只是卡路里。

食物的最高级持存化的形式是变成香精。所以大家走进一家饮料店,里面有很多瓶瓶罐罐,装着香蕉口味、菠萝口味、芒果口味的香精。你看不到这个味道的样子,你只能看到香精。

当人和食物都变得无关紧要的时候,食物才会显现为外卖。

每当你的母亲看到你每天吃外卖的时候,她会觉得你不爱自己,没有把自己当成人,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吃饭这件事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

有一位哲学家叫伯格曼,他把我们生活里面的所有事物笼统地归为两类,一类叫焦点事物,一类叫消费事物。

消费事物就是吃外卖,焦点事物就是每个人应该投入巨大精力关注的事物,它需要我们进行关系性投入,而不仅仅是个人消费。

什么叫关系性投入呢?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一张80年代家庭聚餐的照片。

桌子上的食物和外卖的差别不在于多寡,而在于这一桌一定有人付出了很多辛劳,有人买菜、择菜、洗菜、做饭,一家人有老有少,亲朋好友围坐一桌,所以这张桌子上有一种很浓郁的人情味。

人和人之间是通过特定的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这种关系性的投入是构成食物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这在外卖当中就被完全丢失了。

当然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坐在这张桌子上可能会感觉如坐针毡。这么多亲朋好友在一块,会有很大的社交压力,有时候这种关系性投入让大家感觉到的更多是负担。

我自己要回家跟这么多亲朋好友一块吃饭,我肯定是不作声的那位。因为他们又会问我有没有评上某某奖,我会觉得压力很大。

讲到这我有点心虚,因为我知道会引起争议,但是大家注意,你之所以会觉得关系性的投入压力大,按照韩炳哲的说法,是因为你完全接受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承诺。

这个承诺有两句话,大家看着会非常眼熟,甚至会觉得很温暖。第一句叫“你开心就好”。当你遇到很多挫折,面对很多抉择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你开心就好”,你可能就会被暖到。

在关系性投入当中,之所以觉得别人的关心和问询是一种压力,是因为你买了这句话的账,你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你对这种关系性的交往没有兴趣,觉得它是负担。

但韩炳哲会说,如果你不断强调以个人欲望满足、以个体开心为主的这种生活方式,你就会滑向自恋,而自恋会导致焦虑、抑郁、空心、乏味以及倦怠。

这个承诺的第二句是“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这样我们才能容忍每天吃那些无关紧要的食物,因为我们脑子里想象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你内心深处可能会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把自己当个人,那未来我就可以成为人上人。

但是韩炳哲提示我们,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老觉得“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的话,你就掉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暴力陷阱。

暴力的拓扑学大概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不服从消灭你,这是暴力赤裸裸地展开。第二个阶段,你不服从监视你。

而第三个阶段就是你不服从,我就告诉你“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让你自我规训。你可以,你行,你只要忍受当下的无关紧要以后就可以更加成功,而我们都是买账的。

可能大家听到这段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么多年可能你听到的更多是“你开心就好”。所以我刚才不断地在强调这些是韩炳哲的观点,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这是我的观点,我压力非常大。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在今天一定程度上是破产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感觉到那么幸福,甚至有时会感到抑郁、焦虑和空虚。

我时常觉得哲学就是如鲠在喉,持续地制造不适感、他者性和否定性。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解决生活中全部的问题。但哲学可以使我们在当下的日常当中保持开放的向度,这一点至关重要。

手机:蚕食一切身体性体验

吃完外卖,忙了一下午,回到家里后,你可能会遭遇第三种技术现象——手机。手机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绑缚。我们老觉得手机在挟持自己,有的时候有很强的粘滞性,我们没法摆脱它。

伯格曼提出一个概念叫装置范式,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概念来审视一下手机。伯格曼认为现代技术和原来的技术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100年前的技术的核心状态是机器在工厂里轰鸣,而现代技术的特点是小巧化,全部变成了微小的装置。

手机是一个典型的装置范式,它是一个黑箱,把复杂的功能都隐藏在背后,排斥人对它的凝视。手机仿佛是一个幸福世界的开关,只要你拨动它,所有的便利就会涌入你的现实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问我家的小朋友,食物从哪里来?他说,食物是从冰箱里来。我又问他,暖气从哪来?因为我经常用手机交地暖费,所以他说,爸爸,暖气是从手机里来。

伯格曼认为,虽然手机这种装置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它丧失了一个身体性的向度,它割除了生活当中所有的操劳。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才说的用手机买暖气和用壁炉取暖的区别。

我们没用过壁炉,但应该都用过炉子。用壁炉取暖是非常麻烦的,你要走到幽深的森林当中去选择合适的树,然后你需要劈砍、堆垒、晒干、引燃。

经过一天的劳作,你把壁炉引燃之后,坐在沙发上,妻子在旁边打毛线,孩子在地板上玩具,家猫蹲在旁边取暖。看着炉子里的火,再看着外边漫天的白雪,它们互相加持,寒冷更加寒冷,温暖更加温暖。在那个空间,人和人之间是联系起来的,围绕这个炉子我们可以构建非常丰富温馨的家庭情境。

但是如果你用手机交地暖费,然后全家人一起在地上玩手机。这个感觉就不对,肯定是哪出了问题。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手机这个装置正在让整个世界完全地地暖化,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可以通过手机来购买和调度。

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最终手机将创造一个平行于我们现实的世界,人们因为在虚拟世界当中不需要付出任何身体性的操劳就能够获得快感,而逐渐地对当下的物理现实失去耐心。人们会对虚拟现实却越来越宽容,而对于我们肉体存在的物理世界却越来越苛刻。

手机还会和资本一起创造出很多虚假的欲望,比方说我每天刷社交媒体,我就会觉得那些商品都是我应当拥有的,但是它背后所付出的所有操劳都和我无关。事实上,这些需求都是社交网络渲染出来的虚假需求,那些需求本不属于我们,但却给我们带来很多烦恼。

摄影师秋山亮二拍过一组80年代小朋友的照片,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身上散发出一种特别逼真的快乐,我们每个人在某个阶段都有这样的状态。

她全身上下没有握持任何一件昂贵的商品,甚至可以说她一无所有。她为什么能拥有这么逼真的快乐呢?因为她在使用自己的身体,她可以身体性地活着,这就很快乐。

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把所有的身体性投入和操劳都割除,剩下的东西真的能够让我们快乐吗?我常常感觉到的不是快乐,是空心、倦怠、乏味,甚至于有点沮丧。

技术正在成为我们的日常的同时,也在夺走我们的日常。通勤让日常的行走消失,外卖让好好吃饭消失,而手机让身体性的体验不断地受到蚕食。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技术所带来的便利背后的现代化承诺,我们仍然时常感觉到愤懑、焦虑、困惑。

夺回日常‍‍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做的就是夺回日常,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日常的深处》。我想分享几个我自己尝试夺回日常的实践,但是大家可能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办法。

把城市看作一座雨林

列斐伏尔说,你可以把城市看作是一件艺术品,艺术品它不是消费品,它带有超越性的维度。我想更彻底一点,我想把城市看作一座雨林。

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去观察绿化带里的鲜花盛开,观察单位楼下的野草生长,观察街心公园里的鸟鸣虫唱,观察这个城市的细节,观察城市在消费之外疯长的部分,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治愈。

回到食物本身‍‍‍‍‍‍‍‍‍

第二就是要回到食物本身,要去看到味道,味道是有形状、有模样、有过程的。我尝试种了一些薄荷,薄荷比较好种,而且绞下来之后就可以泡薄荷水,加一点蜂蜜,味道非常好。

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味道在阳光下逐日生长,然后将自己的生命同土地和植物重新连接起来。

为生活找到锚点‍‍‍‍‍‍‍‍‍‍‍

而最后就是我们要重估操劳,身体性的付出和操劳可以是生活的锚点,而完全便利化的生活会让我们无所适从。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每天接送孩子,接送孩子其实是一件特别郁闷的事,你要替他整理书包,还要催促他行走。他们在路上还会不停地跟你争执,尤其是当你有两个孩子时。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到因为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建立了一种外部性。我觉得我需要他们,胜过他们需要我。在这种操劳的过程当中,我建立了爱欲。我关注他者超过关注自己,我克服了自恋,让我没有那么焦虑。

当然,夺回日常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回到过去,或者完全放弃现代技术。我不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我也不想拒斥现代性,我不想造成这样的误会。

海德格尔曾经在演讲《泰然任之》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完全抵抗现代技术是愚蠢的,我们真正要具备的态度是,让技术既在生活之中,又在精神世界之外,可以将其当作工具,但不让它侵入作为人的根本。

最后我想做一点告白,我常常觉得哲学其实是一个挺苦闷的职业,不像其他的讲者,他们可以讲很多具体的东西。哲学能给你很多视野,让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观察那个最为一般性的东西。

这恰恰也是哲学让人痛苦的地方,因为它给了你一双眼睛,却没有给你一双特别有力的胳膊,你没法使用哲学去改造自己的生活。因为改造生活需要的可能是勇气、胆量,甚至于一点狡猾,而哲学恰恰给不到你这些东西。

也许我们还是得面对一个残缺的生存现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个体在时代的浪潮面前具有软弱性,夺回日常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城市巷战。但也许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尽管很多的挣扎是徒劳的,我们还是要挣扎,人的金贵之处就在于此。

最后我想说不管是海德格尔,还是列斐伏尔,他们的理论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日常生活的最小方面,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处去改造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勇气。

我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高校资源紧张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但校园内的住宿资源却没有相应提升,导致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住宿需求。因此,许多学生面临着住宿困难的问题。

其次,学生的需求存在差异。非全日制研究生由于学习时间相对灵活,对住宿的需求与全日制学生有所不同。一些非全日制研究生可能并不将住宿视为刚需,而更愿意选择自行解决住宿问题,例如租房居住。

再次,政策导向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国家政策鼓励高校发展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以减轻高校的财政压力。这一政策导向使得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非全日制研究生项目,但在住宿资源方面的投入并未跟上,导致住宿供不应求的情况。

综上所述,人口增加、学生需求差异以及政策导向都是导致高校住宿紧张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只能自行解决住宿问题,例如租房居住,这也类似于香港等地的情况,基本上研究生都难以在校内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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